有网友说，关于共产党的建国史向来好“大而化之”，总是说自己军队多么勇敢战斗，才打败自己一个个对手，建立新中国的。其实“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共产党没有持续的金融赚钱能力，共产党军队不会从开始的几万人变成几百万人民解放军的。

毛泽东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上就说，红军与白军是不一样的，红军不是单纯的打仗，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所以，中国共产党从瑞金开始就与其他军阀有所不同。

真正逼迫中国共产党金融经济迅速成熟与皖南事变密不可分。在皖南事变前，苏联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多少还在经济上支持共产党一下。皖南事变最终解决方式，不但重庆政府不满意，苏联也不满意，仅有不多的苏联与重庆给与中国共产党经费，从此说了再见。中国共产党只能“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了。

图片

当然共产党军费从1938年就开始紧张了，1937年，八路军80000人，新四军12000人，中共军队兵力合计92000人。1938年，八路军156700人，新四军25000人，中共军队兵力合计181700人。中共军队大幅增加，但重庆政府不但没有给中共增加军费，反而开始克扣中共军费。所以从1938年开始，延安留守部队就开始“大生产运动”生产自救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时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但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接着他又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至此在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发南泥湾，开荒、纺线线。

面对紧迫的经费困难，1939年2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

【“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

进入1939年，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欧洲战云密布，终于 在9月，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从美国、欧洲购买军需品支援侵华战场开始力不从心，开始“以战养战”，加紧劫掠中国物资为侵华战争服务。中国境内物资短缺进一步加剧。同时国民政府为了搜刮民脂民膏，从1937年到1939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从10亿增长到30亿元。而且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中国经济，发行法币假钞来抢劫中国境内的物资，供其“以战养战”。

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中国战场也开始变而变，在军事上，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会议还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在华北，先后制造“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在华中，先后制造“平江惨案”“新集惨案”“确山惨案”。

由于国民党针对共产党政策变化，在“摩擦”与“反摩擦”不断地斗争中，国共明面分裂的皖南事变发生就在所难免了。随着苏联与德国战争迫近，加上中共与苏联在皖南事变解决的分歧，苏联对中共的财政支持就停止了。加上国共在皖南事变分歧，国民政府停发共产党军费，共产党财政工作更加困难。

毛主席在形容当时的困难时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

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经济自救。要求各解放区扩大发行自己的货币，开办工厂、搞活经济，扩大商业活动，探索经济自救门路。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当时八路军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称为“边币”，新四军发行的货币称为“抗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不甘被奴役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敌后英勇地开展游击战，解放被日军占领的大片国土，成立抗日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抗日根据地约有19块，共拥有近1亿人口。抗日根据地货币由抗日民主政权提供保证发行，属于信用货币，立法确立本位币地位，建立货币发行准备制度，控制发行总量，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负责印制、发行和组织流通。各个根据地货币发行总计约有145种名称，25种面额，版别多达636种。

其实各个根据地开始发行的货币与国民党法币进行斗争中，是失败的。很多根据地人民是不认可“边币”与“抗币”的。比如后来大名鼎鼎“北海币”，据说在开始时候，山东领导人黎玉与朱瑞出去吃饭，饭后拿出“北海币”，人家摊主不要，说用不出去。这让黎玉与朱瑞非常的尴尬。

如何让自己货币成为老百姓认可货币，这考验共产党财经工作的智慧。在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时间，“红军币”曾经有过成功的探索。当年的遵义是一个十多万人大城市，物资繁荣而丰富，这对于急需物资长征的红军是一个难得机会。但是红军手里没有足够的银元来购买物资。

在与老百姓的交往中，红军听说遵义地区的食盐比较贵。于是红军把没收反动官僚的食盐进行低价销售，但必须使用“红军币”进行购买。老百姓没有“红军币”可以拿银元等进行兑换。这样，红军就有货币购买物资了。

红军为了“红军币”购买力的承诺，在红军离开遵义前，要求老百姓把没有花出去的“红军币”拿过去兑换成银元。

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大都是农村地区，根据地银行经营包括贷款、存款、汇兑、代理财政金库、管理外汇金银等多项业务，发放贷款支持农业、渔业、盐业及副业的恢复和发展，支持纺织、农具制造等手工业的发展，扶持各种工业、商业、牧业以及合作事业的发展。执行党的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政策。

新四军由于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但由于临近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根据地物资是侵华日军首要抢劫的对象。为了打破侵略者对根据地物资掠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金融市场，与敌人进行斗争。自1941年起，华中局和新四军在根据地内，陆续成立了江淮、淮北、淮南、大江等九个大银行，发行江淮币、淮北币、大江币等货币242种。和其他根据地一样，为了打乱敌人对根据地金融破坏，各根据地货币币值不统一，只有内部才知道各根据地货币币值汇率。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商业，发展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合作事业。新四军将士与百姓组成互助组，农具、牲畜等资源统统共享，一起动手开荒、耕种、抢种抢收、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像这样的互助组，仅仅在淮北地区，就多达8000余个。同时，抗日根据地采用对外实行贸易统制、对内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将根据地内可以作为商品的物资尽量销售出去，把急需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尽量交换回来，但日军占领区的其他商品严禁入内。

共产党的根据地在农村地区，是物资生产区，敌占区大都是城镇地区，是物资消费区。共产党这一手法对于侵华日军杀伤力还是挺大的。

山东出产花生油与食盐，由于根据地的贸易统制政策，日占区的上海急需花生油与食盐民生物资，不能交流贸易，开始日本无所谓，后来民用物资艰难，不得已，无法继续坚持日本人，在1943年，和控制山东农村的八路军商量，能不能卖给我们些粮食和油料和食盐啊？

山东八路军也不客气，没问题，你们用枪支弹药来换。于是日军成了山东花生油的最大客户，最多一次交易给八路军30万发子弹。

1943年，日本准备向华中增兵40万，但是没有粮食，便给南京的汪伪政府下筹粮指标，并且在上海成立“登部队”筹粮。

由于农村大都是共产党根据地，筹粮部队无法进入根据地购粮，一筹莫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党的地下党员听到消息，马上汇报给组织。然后新四军派人与日伪军筹粮队接洽，达成交易。新四军出售大米、烟草等物资，日伪以布、盐、糖等物品购买，但每次交易必须有30%的军用品。

新四军输出了过剩的物资，换来急需的军用品，日伪军完成筹粮的任务，日伪军也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可谓是皆大欢喜。

后来这种交易成为默契常态，新四军出70%的粮食和30%的山货，日伪则需要出30%的雷管火药等军需品，30%的钢材机床等工业品，40%的药材食盐等日用品。

人人都知道根据地老百姓支持八路军与新四军，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小推车推出来的。但不要忘了，要让老百姓支持八路军与新四军，离不开共产党的金融经济政策。毕竟那些帮助共产党的老百姓都不是无偿的，而是有工资的。

在开始时刻，很多根据地对于出工帮助八路军与新四军，工作做的不到位。有一些是无偿的，有一些使用老百姓的工具，损害只给少许钱，还有些出工的老百姓，耽误家内的粮食收种，以及家中出现问题，无人过问现象。

后来的基层工作者针对工作中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出工者工资按时发放，损害物资按照市场价包赔，成立互助组，帮助出工的老百姓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让出工的老百姓放一百个心帮助人民军队。正是解决了出工老百姓一系列问题，才有后来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胜利。

当然这背后可都是共产党红色金融支持的功劳。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场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已经解放解放区恢复与发展，物资交流日益频繁，商民往来更加密切。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桎梏。

1947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简称“华北财办”)，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筹划建立全国性的银行。9月1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工委书记张鼎丞、邓子恢致电中央工委：“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

10月2日，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根据这个建议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电报提出，“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中共中央收到董必武的电报后，于10月8日复电华北财办并董必武：“进入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向所属各级政府发出金字第一号“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12月1日，又发布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的货币，及其对外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式成立。

194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银行，即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

随着新中国建立，全国货币加快统一，以及根据地贸易统制政策继续实行，让新中国金融经济如虎添翼。这就为上海解放后的“两白一黑”经济战提供了无限弹药。

用毛主席的话说，“两白一黑”战争的功劳一点点不次于淮海战役。

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无能为力的通货膨胀被土腿子共产党三下五除二给消灭了。华尔街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大师，与土腿子共产党相比，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七十年的新中国发展史，也是中国经济金融成长史，中国经济金融工作一直不被世界主流经济学认可，但新中国发展史却明确的告诉世界主流经济学者们，中国经济金融工作一直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之所以不被世界主流经济学者认可，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特有社会制度。